王战军 常琅｜研究生教育强国：概念、内涵、特征和方略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11.03

　　摘　要

研究生教育是人才强国战略和科技强国战略的核心驱动要素。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既是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选择。研究生教育强国的本质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强国，是实施创新强国、科技强国和文化强国的重要结合点。先进的教育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卓越的培养能力、强大的战略支撑力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是研究生教育强国的主要特征。面向新时代，坚持以立德树人为出发点，研创融合为关键点，治理至上为着力点，提质扩容为支撑点，“四个面向”为落脚点是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基本方略。

　　关键词

研究生教育强国；概念内涵；主要特征；建设方略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强国。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91.65万人，其中招收博士生10.52万人，在校研究生人数达到286.37万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生教育大国，基本形成了完备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高层次创新人才，产出了大量高科技研究成果，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在此背景下，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既是为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选择。

　　进入21世纪，为了对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研究生规模迅速扩大。谢仁业等指出，研究生教育强国是研究生教育对世界科技革命、产业革命、高层次人才竞争和全球化趋势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不难看出，该研究立足的是研究生教育的战略支撑和高端引领。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培养一批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时任研究生司司长杨玉良院士指出，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研究生教育工作重点必须真正转移到提高质量和结构优化上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在满足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同时，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世界上不断发出“中国声音”。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指出，研究生教育强国应该立足培养卓越人才，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并因此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杨卫院士认为，打造研究生教育的“中国品牌”是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的时代使命。综合现有相关研究，国际上虽未明确提出研究生教育强国的概念，但是政府和学者们对于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这一战略目标基本达成了共识。

　　进入新时代，中美贸易战已经蔓延至金融、科技、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深究其因，高层次人才短缺导致的自主创新不足是制约我国各领域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研究生教育所肩负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战略性在全球人才竞争的格局中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进一步凸显。面向新时代，作为战略目标和研究主题，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基本性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为此，需要就研究生教育强国概念内涵、主要特征、建设方略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在服务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拓展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视域。

二、研究生教育强国的概念内涵

　　研究生教育强国可以定义为具有强大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能力，以推动创新创造、科技攻关和引领文化为时代使命，在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人类社会进步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家。上述定义从本质、功能和目标三个层面，概括了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基本内涵。

　　（一）本质属性：创新人才强国

　　研究生教育强国的本质是创新人才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放眼世界，不同国家在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中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形成了各自的治理体系，具备了独特的培养理念。但是，强大的培养能力不是简单地适切其中某个要素，而是系统地综合各个要素，使各要素在一个主体内形成耦合关系，释放出“聚变”效能。因此，强大的创新人才培养能力不仅强调一流的科研平台和导师队伍，同时强调先进的教育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较大的规模、卓越的质量和国家战略支撑等。

　　（二）功能属性：创新强国、科技强国和文化强国

　　适应性和创新性、研究性和创造性、高层次性和引领性是研究生教育的突出特征。因此，研究生教育强国的重要使命就是通过创新强国、科技强国和文化强国。研究生教育强国的首要功能是创新强国。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战略资源，研究生教育强国强大的创新能力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证。研究生教育的适应性则是其创新性的巨大动力。科技强国是研究生教育强国的显性功能。科技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性活动。研究生教育所独具的研究性和创造性是推动科技强国的不二法宝。因此，引领世界科技前沿和承载关键技术策源的研究生教育强国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国际竞争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文化强国是研究生教育强国的隐性功能。研究生群体独特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决定了其思想的高层次性和引领性，在更加立体开放的视域中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爬梳剔抉，进而形成新的思想。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引领性文化潮流对于国民素质整体提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三）目标属性：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助推人类社会进步

　　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国际话语权是现代化强国的两大特征。世界范围来看，综合强国与研究生教育强国是互为前提的。德国和美国能够先后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和综合强国，离不开各自强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强国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创新和人才竞争的日趋激烈，研究生教育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进一步凸显，以政治感召力、经济吸引力和文化引领力为核心的国际话语权成为研究生教育强国的突出特征。研究生教育强国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有助于取信国际社会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三、研究生教育强国的主要特征

      （一）先进的研究生教育理念

　　先进的教育理念是研究生教育强国的首要特征。先进的研究生教育理念是对研究生教育实践理性认识基础上的理想追求，以传统为底蕴，以创新为引领，以实践为导向，以人类社会发展为己任。

　　世界大学发展史反复证明，先进的教育理念不仅促成了理论创新，而且拓展了大学功能。19世纪德国研究生教育理念助推德国大学迅速成为世界大学建设和发展“样板”便是经典一例。19世纪中后期，受德国研究生教育理念影响，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运而生。之后美国通过创办研究生院将研究生教育制度化，开创了以科研为核心，博士教育为主体的研究型大学模式。此外，《莫雷尔法案》还开启了大学直接服务社会的先河。以研究型大学和服务社会为核心的研究生教育理念使得美国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强国。

　　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成熟的标志。我国研究生教育经历了“跟跑”，目前处于“并跑”。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充分自信的教育理念是建成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决心和信心。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不曾中断，包蕴万千。新时期，中华文明滋养下的我国研究生教育倡导并践行的立德树人、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研创融合等新理念将为世界研究生教育注入中国元素，作出中国贡献。

　　（二）现代化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

　　现代化治理体系是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内在特征。现代化治理体系需要体现出主体的多元性、结构的分层性和机制的科学性。

　　首先，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治理主体既有大学外的政府、市场、校友、社区等，也有大学内的董事会、校长、教授、学生等。虽然因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如法国是政府主导，英国是教授主导，美国是市场主导，但是，治理主体多元性是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共性。其次，分层治理结构是治理主体各要素优化配置的呈现。以美国为例，横向治理形成“大学-市场-政府”外部治理结构和“学术-行政-董事”内部治理结构。纵向治理形成“州政府-大学-学院-系所-导师-研究生”的阶梯结构。最后，通过法律政策、发展规划和资源配置实现权力与权力相互制衡、权力和权利良性互动是现代化治理机制的重要保证。

　　长久以来，基于发达国家治理经验的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已经初具成效。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水平的全面提升，治理体系的改革也进入深水区。在此背景下，保持已有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紧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步伐是重中之重。集中力量办大事一直以来是我国国家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在此背景下，持续推进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化、效能化、多元化和协调化，进一步加强国际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参与权和主导权将为世界研究生教育治理领域注入一股清流活水。

　　（三）卓越的研究生培养能力

　　卓越的培养能力是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基本特征。卓越的研究生培养能力包括优质的资源条件、高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和高质量的人才产出。

　　首先，科技平台和导师队伍等资源条件是研究生培养能力的保障线。清华大学位于北京昌平的原子能基地，孕育出了世界领先的高温气冷堆核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科技迈向世界一流。导师队伍水平直接决定着研究生培养水平。当今世界研究生教育强国均对导师遴选机制、培育机制、工作机制、评价机制和退出机制等作了明确细致的规定，对导师权利和义务进行制度化保障和监督，从而激发导师学术引导方面的前沿性、创造性和价值塑造方面的积极性。

　　其次，以培养体系和质量保障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机制是研究生培养能力的生命线。纵观世界，齐全的学科门类、博士和硕士两级学位、学术和专业、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类型基本成为发达国家研究生培养体系的标配。学术组织为主导的德国模式，社会组织为主导的美国模式，以及行政部门、培养单位、学术组织、行业部门和社会机构“五位一体”的中国模式都各自引领着世界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潮流。

　　最后，高质量的人才产出是研究生培养能力的水平线。哈佛大学建校以来培养了8位美国总统、16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2位菲尔兹奖和图灵奖获得者。北京大学建校以来培养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6人，校友和教师中两院院士400多人。进入21世纪，日本已经有20名学者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17人在日本国内接受了研究生教育，占比85%。面对新形势，以需求为导向，继续坚持提升人才质量和推动内涵发展为核心，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分类，提升导师指导能力，扩大开放合作、建立科学合理评价体系是我国自立于世界研究生教育强国之林的根本路径。

　　（四）强大的战略支撑力

　　支撑国家战略是研究生教育强国的核心特征。世界研究生教育发展显示，研究生教育现代化是支撑和推动经济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的动力引擎。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组织的“曼哈顿计划”等科学研究彻底改变了美国政府对于研究生教育的态度，经费拨付由1940年的7000万美元扩充到1945年的15.9亿美元，增长了22.7倍。“二战”后，美国政府继续坚持“科学至上”理念，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美国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因此迅速提升。201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启动实施“双一流”建设重大战略。“双一流”建设的初心使命是教育报国，“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是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强国不仅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着引擎的作用，而且在整个现代化强国战略体系中扮演着高端引领和战略支撑的角色。

　　（五）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是研究生教育强国的显著特征。国际影响力既包含强调主体权威和能力的权力性影响力，也强调主体魅力的非权力性影响力。

　　2019年《门户开放报告》数据显示，2018—2019年度美国国际学生数量为1095299人，来自全球219个国家和地区，足见21世纪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之广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对外开放的布局更加科学，品牌更加突出，影响日趋广泛。境外办学项目、海外分校、学历学位互认等形式使得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国际生源国和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2018年，来华留学研究生达到8.5万余人，国际高层次人才留学中国初具规模。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的中国研究生教育是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

四、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建设方略

　　（一）立德树人：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的出发点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遵循。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是高层次创新人才，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关系着国家未来和民族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德树人的成效是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据此，立德树人不仅指明了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方向，也是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的根本出发点。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既要在理想信念上增强当代研究生的情怀担当，又要在培养过程中扎实开展“三全育人”。

　　立德，就是在研究生群体中根植初心使命，熔铸理想信念。面向新时代，既要胸怀祖国，又要脚踏实地；既要追求真理，又要全面发展。永葆自强和刚健，积极投身国家发展建设，勇担民族复兴重任。树人，就是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落实“三全育人”。形成导师、任课教师、研究生专职辅导员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的“全员育人”，贯穿研究生选拔、课程教学、科研训练、专业实践、学业评价和学位授予等各个环节的“全程育人”和覆盖党建示范、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导学思政、科研思政和实践思政等不同途径和方式的“全方位育人”，从而形成同力协契、互相支撑的立德树人新格局。

　　（二）研创融合：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点

　　研创融合是在学术逻辑和市场逻辑双重导向下培养研究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使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充分融入创新创业当中，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让研究生教育真正成为创新的源泉和经济的引擎。研创融合是落实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的重要结合点，也是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关键点。

　　在长期的学术逻辑主导下，研究论文和专利成为高层次人才单一的评价方式，成果转化严重不足。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数据显示，2014—2015年全国完成的科研成果有3万多项，仅有20%可进行转化并批量生产，形成产业规模的仅有5%，这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成果转化率存在很大差距。

　　研创融合不仅需要新的学科范式引导，也需要政府和高校的支持。首先，新的学科范式需要面向经济社会的需求、国家战略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诉求，坚持“学术逻辑”和“市场逻辑”并举，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并重。其次，政府和高校应该在体制机制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松绑，加快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充分融入创新创业中。政府和高校应着力提升创新人才激励机制效能，促进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创业实践的开展。最后，政府和高校应通过鼓励技术转让、教师创业、孵化和创办企业、校企合作等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保证科学研究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

　　（三）治理至上：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的着力点

　　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必须以制度建设为着力点，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面对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治理体制和机制有待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40年来，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研究生教育中出现的专业学位发展、学位纠纷等新问题存在明显脱节。其次，治理能力亟待提升。国家层面推行“放管服”的同时，部分培养单位仍然存在服务意识差、创新能力弱、应急处置能力不足等问题。最后，复杂外部因素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面临的新考验。“逆全球化”已经成为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和参与全球治理道路上的障碍。

　　推进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需要从制度化建设着力，在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顶层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招生、课程、导师、质量、投入等制度，并保障各项制度联动。其次，多元化建设。开放竞争的无边界模式是未来研究生教育的突出特征。投入主体的多元化也决定了未来研究生教育治理必须保障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再次，效能化建设。治理效能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培养单位在各自发挥好监督、统筹和实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高效协调形成有机整体，特别是培养单位应建立简约高效的学术机制和行政机制，最大限度地回应国家发展和经济社会需求。最后，国际化建设。要继续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平台实施国际化策略，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增强国际话语权，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经验。

　　（四）提质扩容：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的支撑点

　　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规模是基础，质量是关键。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必须坚持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并举。进入21世纪，多主体、多层次和全方位的质量保障体系切实把研究生教育发展重点聚焦到质量内涵上。全国研究生教育满意度由2012年的63.1%提升到2019年的73.7%。但是，作为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主阵地，研究生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2019年中国在校研究生人数为286.37万人，美国2018年研究生注册人数达到305万人。与之相比较，中国2018年经济规模达13.6万亿美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6%，美国为20.5万亿美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4%。同时，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2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拥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人口分别占到了2.03%和13.05%，2017年英国同类数据为1.00%和11.99%，相比之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共授予86万博士学位和806万硕士学位。作为世界人口大国，拥有研究生学位人口占比与美英等发达国家差距明显，与我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增速和需求极不相称，已成为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掣肘。

　　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扩充和质量提升不能止步，也不能单方面“扩规模”或者“提质量”。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要以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为导向，通过优化培养类型结构、学科专业结构和整体布局结构，踏上“扩容”和“提质”并举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新节奏。

　　（五）“四个面向”：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的落脚点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是新时代我国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工作的基本方针。

　　研究生教育是创新的生力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研究生教育强国需要充分发挥其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创新创造和科技攻关的时代使命，在解决从“0”到“1”原始创新突破和从“1”到“N”应用创新裂变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还需要发挥研究生教育在化解国家发展重大难题和促进国民经济繁荣中的关键作用。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10000余名医学硕博生坚守临床一线，国家紧急开展了应急管理学科建设和高层次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布局。此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极大地提升了疫情防控的精准化水平；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交叉创新为疾病防护救治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办法；疫苗研发突破更是彰显了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初心和使命。综上，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需要始终坚持“四个面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在国家发展、科技进步、经济建设和人民幸福中发挥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引领和战略支撑作用。

五、结语

　   从研究生教育大国迈向研究生教育强国是“外发型”和“内生型”发展模式交织的系统工程。在全球化的格局中如何激发研究生教育的内生动力解决“中国问题”和如何立足“中国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研究生教育强国研究的理论自觉。立足新时代，我国研究生教育在“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都还有限的前提下，唯有坚持立德树人、研创融合、治理为上、提质扩容，始终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和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才能真正提升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能力，才能完成推动创新创造、科技攻关和引领文化的时代使命，才能在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才能真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

　　作者

王战军，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中心主任，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北京　100081

常　琅，通讯作者，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陕西延安　716000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1期第13-18页

　　栏目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

中国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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